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这些进城打工者不能充分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还未完全发育的农民工生活保障制度，更加剧了农民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预期。

　　郑伟宁，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民工。1999年从镇原县方山一个小村庄来到西峰打工。见到他是在医院骨科病房里，整个上身缠上了绷带———三天前，他在高空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造成腰脊柱严重错位。

　　在病床上，郑伟宁开始回忆他的打工经历。从家里出来五年后他成了家，媳妇是一块打工认识的。

　　从支付彩礼到置办家具和酒席，一共花了近两万元。这成为当时村上许多同龄男孩子羡慕的资本———如果不出来打工，要在当地成一门亲，光彩礼一项就超过两万元。第二年，郑伟宁有了儿子。下一步，他准备攒钱买房子。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已触手可及。但这次意外却让这一切变得遥远如初。

　　他属于没有参加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又没有和老板签订劳动合同的那种农民工。不是他不愿意签，是老板总以各种理由拖延。现在他最担心的是，老板对他的治疗能负责多久，如果腰脊柱不能很好恢复，以后的生活将会怎样，郑伟宁不敢多想。当初进城务工，于陌生中无助，如今却是在熟悉中无奈。